摘要：推动文物活化利用已被置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全局中，加强文物活化利用，全面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当前博物馆展览展示的首要目标。如何做到行之有效的文物活化实践，如何效率最大化地依托博物馆特色和资源让文物活起来，成都博物馆在多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充分运用馆藏资源特点、挖掘文物背景信息，成都博物馆举办了多个原创专题展，让馆藏资源成为弘扬城市历史文化的基点和连接区域文明交流互鉴的纽带。从特点看到共性，成都博物馆的文物活化利用实践，或许也能给其它展览带来借鉴意义。

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和传播者，博物馆珍藏民族记忆，承继民族文化基因，因此全面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当前博物馆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主要方向。从博物馆职能出发，“以物证史”是其展览策划基础价值导向，因此如何以文物资源完成历史文化的展示和传播就成为博物馆展览展示的首要考虑因素。著名博物馆学家苏东海先生指出：“进入陈列以前，每件文物虽然都有自己特定的经历，记载着一定的历史内容，但它毕竟是历史的化石。而陈列中的文物却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作用。”这也是陈列展览实现价值和目的的前提——赋予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物证新的生命与活力。因此，在对文物活化利用的方式上，陈列展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博物馆在如何办更好、更高质量展览路径中不断摸索前进，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非常完备的陈列展览经验、知识体系和审美意识。党的二十大强调：“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是当下新时代、新机遇背景下对博物馆“以物证史”的更高要求。做好这一切，都需要让文物“活起来”。

一、       博物馆展览语境中的文物活化概念分析      

“让‘文物活起来’，就是让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能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进而丰富和滋养当代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博物馆是文物的收藏、研究、展示机构，是“让文物活起来”的主体，具有首当其冲和义不容辞的地位。具体地说，“让文物活起来”是当前博物馆各项业务工作的鲜明特征，无论是展览展示、教育、学术研究、文创开发等核心业务工作，都将文物活化利用作为工作导向，积极探索文物资源的新时代利用途径。各项业务工作对于文物活化利用都有不同的模式，结合业务特点规划文物活化路径才能最有效地实现全博物馆文物活化利用成果。聚焦于博物馆展览领域，陈列展览是博物馆面向公众的第一窗口，是博物馆最重要文化产品，它在教育、欣赏、展示等职能中发挥巨大作用。在陈列展览内涵之下，实现文物活化便拥有了多重维度的手段和价值。

首先，陈列展览的“展示性”要求博物馆将库房中的文物展示于公众，并尽可能地通过展览减少“蒙尘之物”，让每一件有价值的文物都能焕发新生机；其次，陈列展览的“教育性”要求博物馆深入挖掘文物信息，做好文物研究，将研究成果转换为展览语言，使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被最大化地传递出来；此外，陈列展览的“传播性”让展览不仅仅只是一个展示空间和文化产品，更拥有深入参与当今社会发展变革的力量，在文化和艺术上能凝结为一股新的推力，持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基于此种展览展示语境，文物活化利用不仅仅只是将深藏于库房中的文物展示出来，也绝不仅仅只是用故事化、情景化、立体化等多元展示手法对物进行不同角度的诠释，更要做到让物与展览主题达成和谐、完整的统一——将物置于特定时空和特定关联中，让文物动态地流动于展览塑造的叙事脉络中，阐释展览主题、传播历史文化、为城市缔造深具中华文明底蕴的特色文化景观。

二、成都博物馆文物活化利用实践分析      

如何做到行之有效的文物活化实践，如何效率最大化地依托博物馆特色和资源让文物活起来，成都博物馆在多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笔者将从成都博物馆的临时展览出发，分析说明成博如何在近些年通过举办丰富多样的临展成功将文物资源转化为文化动力，实现文物活化利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成都博物馆自2016年开馆以来，立足成都，面向世界，致力于传播成都城市文化，让4500年连绵不绝的悠久城市文明在现代获得源源不断的滋养与蓬勃生机。至今已经举办了50余场临时展览，参观人数超过一千万人次。为了更好地实现临展效益，成都博物馆系统性、前瞻性地规划临时展览的内容体系，持续引进历史文化、民俗艺术、文物专题、海外文明、现当代艺术、时政热点等方面的高品质优秀展览，建立策展项目库，在春、夏、秋三季有序推出精品原创展览，着力塑造“辉煌成都”“多彩文明”“艺术典藏”三大特展系列品牌，构建文明互鉴、古今融合的成都文博形象展示与交流平台。

其中，“辉煌成都”是成都博物馆发挥其在地博物馆功能、推动区域传统文化交流互鉴的主要展陈品牌，也是成都博物馆通过陈列展览活化利用馆藏资源的主要序列。在此品牌下，成都博物馆分别举办了多个原创展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全局性地分析此类原创展览，可以从中提炼文物活化利用方式的共性和特性。

（一）以展览展现城市历史文化中的独特亮点，打造个性化历史        

成都是一座拥有4500年建城史的悠久古都，在岁月长河中，历经辉煌。在其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闪动着无数独特亮点。攫取这些发展历程中的亮点，并将成都放在中华文明发展视野中互鉴互证，便是“辉煌成都”系列临展的一大策展思路，也是用展览实现文物活化利用的一个切入点。

图1 “列备五都：秦汉时期的中国都市”展厅现场

成都博物馆于2020年举办了“列备五都：秦汉时期的中国都市”临展（图1）。该展览旨在展示汉代成都的辉煌成就，凸显成都作为“天府之国”“列备五都”的历史地位。展览的策划思路来源于成都博物馆展厅展出的汉代裴君碑上的刻文——“巍巍大汉，列备五都”（图2）。裴君碑的刻文首次从实物证实了文献记载汉代“五都”的真实性，说明汉代除了国都长安外，还另有五座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的都市，从侧面也呈现出汉代的国力昌盛之貌。从一件文物，引出一个时代，造就一场展览，这是对文物历史文化意义的延伸和扩展，可以说“列备五都”展览就是基于对文物的活化利用而诞生的博物馆研究成果。

图2 成都博物馆“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 展厅中展示的裴君碑（左）

在展览诠释方面，为了全面展示汉代成都的面貌，展览将成都放在了汉代城市发展历史之下进行对比阐述。通过对汉代城市发展物证的展示，再现《汉书·食货志》中记载的“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司市称师”盛况，说明“五都”经济文化面貌和相互之间的文化联系。

展览甄选了汉代精美文物，包括画像砖（石）、陶俑、青铜器、玉石器等，把文物置身于历史背景下，阐释城市中如经济、生活、文化、宗教、手工业、农业等发展面貌和文化信息。脱离了其考古学方面的知识背景后，将文物置于原生语境中进行阐释，不仅让“文物活起来”，更让“文物为城市代言”，把它们串联为一幅汉代令人神往的社会景象，意在通过对汉代文明最直接、最基础的实物证据有说服力地展现汉代五个都市的繁华与富庶，进而烘托出成都自古以来的繁荣景象和领先地位。

该展览是西南地区乃至全国首次以汉代“五都”为主题的展览，也是成都博物馆立足城市特色，馆藏文物“裴君碑”的碑文进行合理研究运用后，深入挖掘各区域历史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交流历史，打造的带有明显“成都”标签的个性化历史展览。

（二）充分运用成博馆藏资源，打造区域文化交流互鉴平台        

文物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博物馆开展各项业务的基础。馆藏文物活化不止是对外进行展示，还要充分发掘其文化内涵，让文物成为区域文化的讲述者。成都博物馆馆藏文物近30万件，时代跨度大，种类范围广。这些藏品都与成都历史息息相关，是城市发展中留下的岁月凭证。如何将这些藏品转化为文化资源帮助博物馆实现社会价值，便是文物活化利用手段的另一大思考。基于此种角度，成都博物馆也曾有过展览实践。

图3 “映世菩提”特展展厅现场

文物从来不会脱离时代特征独自发展，区域文化也从来不是一座孤岛。因此从物中能横向、纵向两个维度看见历史，看见纹饰、造型、工艺、材质等的文化关联性，从而看见整个时代，这也是成都博物馆“映世菩提”特展策划的出发点与展览阐释价值取向（图3）。

南北朝时期，成都，即益州，是重要的交通、文化枢纽。成都博物馆收藏的商业街、下同仁路等地出土的大量南朝佛造像，亦是对当时成都南来北往核心地理位置的见证者。成都博物馆从这批佛造像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出发，结合四川新出土南朝造像的整理和研究，以文物解读为基础，以全新角度及视野重新审视南朝造像，创新性策划了“映世菩提”特展，解读古代成都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并通过当时凉州、建康、青州、邺城等地同时期佛教造像的比较，阐释南北佛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并以南北朝时期的佛像为载体，展示中印两大文明间的宗教、文化与艺术交流。展览不仅以文物阐述南朝整体佛教文化的面貌与流变，还以国际视野将佛教文化放在国际发展中进行比对，这不仅凸显出成都文化枢纽的重要历史地位，更展示了成都作为丝路重镇的历史意义。

在主题阐释下，展览不忘展示文物本身的艺术特点和时代特征。虽然展览以南朝历史发展为主要阐释对象和单元划分依据，通过文物来诠释南朝造像艺术发展历程和南北朝造像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但策展团队在此主线下，还设置了一条“文物解读”副线，精心挑选了能代表佛造像艺术特征、宗教含义的中心展品，在空间布局上也使其处于视觉中心地位，使得观众在徜徉主线叙事的同时也能欣赏到造像艺术之美，从而对展陈主题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图4 “秦蜀之路：青铜文明特展”展厅现场

综上，在充分挖掘馆藏文物背景信息，让其得以展示在观众面前后，文物活化利用之路才是开端。展览不应只是单纯地阐述文物的背景信息、造型特色乃至时代风格，更主要的是对文物资源的创新性展示和阐发，创造历史信息阐述场域，在此场域中赋予历史文物基于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以做出贴合区域前进步伐，侧面助力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高质量展览。而在成都博物馆临展中最大程度运用文物组合塑造信息团组以完成展览叙事和主题阐释的临时展览，当属“秦蜀之路：青铜文明特展”（图4）。

（三）以信息阐释型展览叙述文明脉络，架构区域文化交流桥梁        

李白曾在他的著名诗篇《蜀道难》中写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诗句清晰地描述了蜀道的艰险崎岖，并描绘出了四川盆地与外界的闭塞与阻碍。但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历史文物的佐证，其实“蜀”与“秦”最迟在商周时期就已“通人烟”，两者之间通过早期蜀道，跨越千山万水形成了一条文化上的互通之路。基于这一镌刻于青铜器之上的历史关联性，成都博物馆组织策划了“秦蜀之路：青铜文明特展”，以巴蜀和秦川的商周青铜器为主要展示对象，在商周时期中国青铜文明高度发达的大背景下，叙述川陕两地自古以来的文化联系，通过展览构架一条现代的文化沟通桥梁。

此展览根据展览主题，甄选、组织文物，并利用文物的组合达到信息团组的构建，在各信息团组的组合下形成一条鲜明且完整的展览故事线，在叙事性展陈结构下引导观众通过器物映证展板信息，学习到策展团队所希望传达的主题知识。展览摈弃了以往展览中单纯的以青铜器物展览为要义的策展方式，而是以青铜器组合的形式提取出其中的文化关联，通过展板文字深入浅出地还原讲述历史故事，找寻两千多年前成都平原与关中平原、汉中平原的文化交流。

“物”在这里是展览故事的讲述者、历史文化的亲历者以及中华文化悠久深远的见证者。这是基于文化传播而对文物进行的主题式运用，也是以展览让文物活起来的一大路径选择。

“‘秦蜀之路’的策划以考古学为基础，通过对考古材料的解读和重构为观众呈现了先秦时期一条不见于文献记载的文化通道，并围绕这条道路的起源、发展、兴盛展开”。根据展览主题，展览将各个文物背后的学术信息和历史知识通过展览叙事脉络重新建构，让文物得以遨游于新的释展空间，在这里它的纹饰、工艺、铭文、器型等都不再是最紧要的探讨因素，它们将一齐共同叙述展览故事，服务于同一个主题。并且，展览还就信息阐释设置了不同层级，在第一层级的展览主题叙事外，还给予了文物本身的历史、艺术价值细节阐释，力图将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信息阐释有机结合，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文物形象，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文物信息潜力。

通过对“秦蜀之路”策展思路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展览对文物的利用中，若将文物放置于广袤的时空中，在考古学、历史学、传播学、博物馆学等多学科视角下对其进行分析研究，通过横向比较将其与同时代的历史文化现象相关联，并借助一定的释展手法，可以让文物传递除了它自身特征之外的更多信息。这也真正做到了让文物从库房中活起来，到广阔天地，到历史片羽，到文明殿堂。

在展览现场，博物馆还对观众发放了调查问卷，其中涉及到对展览主题的理解，近80%的观众能够有效理解展览主题，同时在现场随机采访观众观展感想时，他们也大都表示对展览主题高度认可。

三、       以文物活化利用推动展览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挖掘出传承千百年的文物身上的历 史文化内涵并对之进行现代化诠释，利用其丰富的 文化关联度和深远影响来实现区域乃至国际的文化 交流和文明互鉴，是运用陈列展览实现“让文物活 起来”最行之有效的方式。陈列展览越来越被公众 重视，成为博物馆对外的一张金色名片，举办更有 深度、更有意义、传播更广的展览是每个博物馆的 目标之一。当展陈方式越发多样、释展手法越发丰 富，回归展览内容本身，选择从文物活化利用的角 度出发，或许可以拓展开一片新天地。

通过对成都博物馆近年来以展览实现文物活 化利用案例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以馆藏文物为落 脚点引发出一场关于时代和城市的探讨，还是通过 馆藏文物架构起一条现代区域文化交流互鉴之路， 亦或是通过展览叙事手法和文物组合给予文物新视 角、新解读，都是让文物在新时代实现更多价值的 不同策展手法。而这些策展手法虽有异同，却为展 览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些思路。“让文物活起 来”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或是博物馆工作价值导 向，更该成为历史类展览的策展出发点，“以物证 史，以展释城”，让每一件文物都有属于它的闪亮 舞台，每一个展览都为城市文化发展与软实力的提 升增光添彩。

为阅读方便，注释从略，请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本文作者及其工作单位：

刘秋佚/ 成都博物馆

本文刊载于《策展研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