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阐释学领域的“再脉络化”概念在博物馆实践中得以应用，这一过程不仅涉及对藏品原始语境的提取与再赋义，还涵盖对文化历史脉络的深入理解与重构。以陕西历史博物馆“早期中国”系列展览之“玉韫·九州——中国早期文明间的碰撞与聚合”展的实践为案例，展览通过展品的精心组合与叙事脉络建构，将展品嵌入其所属的历史时空背景和情境之中，完成了对展品意义的一次深度诠释。“再脉络化”的过程不仅让展品本身焕发新生，也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和体验历史的方式。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以下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为向社会公众宣传和展示这一重大项目的丰硕成果，陕西历史博物馆从2018年起开始策划和实施“早期中国”系列展览。作为“早期中国”系列展览的第二部，“玉韫·九州——中国早期文明间的碰撞与聚合”展览（以下简称“玉韫·九州”展览）聚焦古国时代的早期和晚期，着重展示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华夏先民通过对玉石的切磋琢磨，将对宇宙自然的体察和对族群生命掌控的期盼凝结于美石之上，并进而助推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伟大故事。

2023年1月至5月，“玉韫·九州”展览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成功举办。通过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8家文博单位的450件（组）玉器及相关文物的阐释，以清晰的故事线和逻辑结构，为公众呈现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宏大叙事。“重新脉络化”展品是“玉韫·九州”展览中用以构建完整叙事的关键手法，此前策展团队已有文章论及这一方法。作为“早期中国”系列展览核心策展团队成员之一，笔者将在再脉络化语境下进一步聚焦展览的文本设计，探讨如何通过展品的精心组合与脉络构建，在展览叙事的整体框架内，实现对藏品深层意义的充分阐释。

“再脉络化”（recontextualization）这一概念源自阐释学领域，由20世纪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提出，他将文本或符号从其原始语境中提取，并在新的语境中重新赋予意义的过程称为“再脉络化”。近年来，这一理论在博物馆展示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吕理政在其著作《博物馆：展示的传统与展望》中指出：“博物馆经过研究、展示的过程，企图来诠释藏品的意义，并展示历史或展示文化的这一连贯的过程即为再脉络化。”周夏宇认为，“博物馆策展人通过将真实物件从原有的社会语境中拖曳出来，嵌入博物馆展览的叙事逻辑中，表达策展人需要它们所表达的、符合当代生活价值观的含义，重构了一种想象与神话”，也即完成了博物馆藏品的“再脉络化”。

一，在框架搭建中构建展览清晰的叙事 脉络

展览框架是对展览叙事核心内容的提炼，它在逻辑上与展览的脉络展开方式相统一，并以清晰的层级关系来呈现。“玉韫·九州”展览共分为序厅、第一单元“技术·流变”、第二单元“区域·文明”、第三单元“玉礼·中国”和尾厅5个部分。

图1 “玉韫·九州”展览序厅

在序厅部分，以立体展标“玦”为核心，自然地引出展览的主题与背景，为展览内容铺设前奏（图1）。以玉为载体的玉文化贯穿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全过程，成为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显著标志之一。玦，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玉器之一，其在小南山文化的发现奠定了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的万年基石。玦在史前中国的西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广泛发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缩影。玦的长期使用，从史前时期一直延续到现代，更彰显了中华玉文化与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突出特质。

第一单元“技术·流变”。由“美玉良工”和“玉华四方”两章组成，首先阐释了“玉”的基本概念，随后解析了史前玉器加工技术的内涵，继而展现史前玉文化的谱系分布。本单元的难点在于涉及的专业名词和概念较多，尤其是“玉华四方”一章涉及中国新石器时代近20个考古学文化，可能对缺乏背景知识的观众构成理解障碍。为此，展览以多媒体和图文展示手段，尽可能提供详细的辅展信息，以增强信息的传递效果和观众的参与体验。

例如，辅展中除了用示意图将史前玉器加工的各个步骤绘制呈现，还用多媒体动态展示了清代《玉作图》记录的传统制玉步骤，帮助观众理解历史时期“切磋琢磨”的史前技术渊源；在墙面以大幅空间展示“各考古学文化分布年表”与“各区域史前文化分布示意图”辅展内容，在柜面以图文相结合的形式勾勒各考古学文化基本面貌与玉文化特征，以垂直化的叙事方式建立实物与时间、地域的关联性，帮助观众在头脑中形成关于遥远时代的物质文化遗存的基本印象。

图2 反山墓地20号墓玉器的原物整体展示

第二单元“区域·文明”，由“辽西圣地——红山”“水乡泽国——良渚”“中土之国——陶寺”“河曲石城——石峁”四章组成。本单元通过横向对比古国时代早期和古国时代晚期两组共4个不同空间的典型文化，分析“玉器在各自文化中对社会复杂化的不同作用，从而认识玉器对文明起源发展模式的不同影响”。为了保持叙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在每章中首先概述了各个区域文化的文明发展水平，再深入探讨玉器在促进区域文明整合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以“水乡泽国——良渚”为例，这一章分为“聚落繁荣”“权力信仰”两节。“聚落繁荣”一节，通过一组大型展示柜展出了包括农耕工具、动植物遗存、陶器、刻纹陶片在内的30件（组）展品，结合“良渚古城遗址”的多媒体互动展览项目，全方位地展现了良渚文化的农业经济、手工业和文化发展的水平，突显出良渚文化作为区域政治、经济和权力中心的“都城”地位。“权力信仰”一节，通过反山墓地20号墓出土的54件（组）玉器的原物整体集中展示和对良渚重器——玉琮的单独展示（图2），展现良渚文化复杂而精细的玉礼器系统，剖析玉器在强化良渚文化的王权秩序、维系“神王国都”信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单元“玉礼 · 中国”，涵盖“恭祀天地”“龙飞凤舞”“礼仪万邦”三章。第一章“恭祀天地”分别阐述了从史前时期至历史时期两类重要的祭祀礼玉——璧、琮，作为“天神”和“地祈”的拟形，蕴含着“制器尚象”“同类感通”的原始宇宙观。第二节“龙飞凤舞”，聚焦龙凤形象的起源与演变，这些撷取拼合了多种动物元素的形象是祖先崇拜的产物。龙凤崇拜贯穿中华民族始祖崇拜的文化脉络，不仅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写照，也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和信仰纽带。第三章“礼仪万邦”，以距今4300年前后斧、钺、刀等端刃类玉器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变化为线索，分析了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神权式微与王权稳步提升的政治态势，揭示了“协和万邦”的理念如何成为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强大内在动力。祭天、崇祖、尊王的意蕴深植于作为祭祀礼仪用器的史前玉器的器形或纹饰中，并藉由“以器载道”规范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运转秩序，不断推动各区域文明的多元一体化进程，这是本展览的核心叙事之一。

图3 玉琮的群组式集中展示

本单元采用文物群组式集中展示和重点展示相结合的方法，共展出了78件（套）玉器文物，其中不乏备受瞩目的“明星文物”，让观众在饱览历代玉器造型之美的同时，深刻感受中华玉礼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恭祀天地”这一章中，一组通柜集中展示了从新石器时代至新莽时期的各具特色的玉璧，另一组通柜则展示了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以良渚文化、齐家文化为代表的玉琮形制的演变历程（图3）。此外，展览还特别用独立展柜重点展示了一组来自案板遗址的璧琮套合的特殊展品组合，以最新的学术观点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新颖的璧琮使用思路。单元结尾处，将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史前时期体型最大的端刃类玉器作为压轴，进一步丰富了展览的学术深度和观赏价值。

在展厅的尾声，充满温情与细腻情感的结语，如同一件件温润的玉器，深情叙说着中华民族深沉的情感与深邃的智慧，让观众在情感的波澜中产生心灵共鸣。结语末尾通过“斗转星移，万物乾坤”八个字，巧妙地完成了时空的转场，将观众从遥远的史前时代带回到现实之中。随后又以“中华文明，玉振金声”这八个字，引出“2024，与您相约第三部《吉金·中国》展！”的标识牌，向每一位观众发出诚挚的邀请，同时也传达出策展团队对“早期中国”系列第三部展览圆满完成的坚定信心与热切期待。

二，在时空维度上重构展品的文化历史 脉络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物件的原始脉络与其原存的地点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同一地点发现的诸多物件，即相关联的一组伴存物件通常亦有其相关的文化历史脉络。然而，与策展人对展品历史脉络的深刻理解不同，普通观众可能难以获得或构建起对展品清晰而完整的认识。为此，“玉韫·九州”展览巧妙地运用了多幅地图，以更直观地呈现展品“故事”发生的时间、空间以及其所处的文化，帮助观众在时空的维度上了解展品的原始脉络，构建起一个个生动的历史场景。

第一单元“技术·流变”，开篇选用了“世界重要玉脉分布示意图”和“中国闪玉矿分布示意图”两幅地图，以宏观的视角向观众揭示了玉石资源在全球和国内的分布情况，直观地展示出玉文化在东亚地区得以孕育和发展的自然基础。第二章“玉华四方”，是本次展览中构建展品时空脉络的核心章节。在吸纳了最新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史前玉器文化的空间分布划分为六大区域，即以西辽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长江下游、长江中游、黄河下游、黄河上游和陕西地区，通过六幅“区域史前文化分布示意图”来具体呈现。

以东北地区为例，在“东北地区史前文化分布示意图”中，以不同的色块分别标注了东北地区玉器最早的发现地——距今9000年左右位于三江平原的小南山文化，距今8200—7200年已经较为成熟且形成了相对固定玉器组合的兴隆洼—查海文化，以及距今6500—5000年玉文化达到鼎盛期的红山文化，并将重要的遗址点和对应的遗址名精确地标出，帮助观众深化对展品背景信息的理解，直观地感受东北地区史前文化的丰富性和玉文化独特的发展脉络。

除了将最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展示给公众，还根据主题与定位有选择地规划展示内容。例如，在“玉润三秦”一节，将陕西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展区进行展示。这不仅是策展团队作为陕西博物馆人策展视角的体现，更是基于陕西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发现的丰富玉器文化遗存。三秦地区，在空间上覆盖了关中、陕南、陕北三个各具特色的文化区域。从距今8000—7000年的老官台文化时期开始，玉器便已出现；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玉器的数量显著增加，种类以装饰品和生产工具为主；距今4600—38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玉器不仅数量多、种类丰，且工艺水平较高。特别是陕北芦山峁、石峁，以及关中太平遗址等最新的考古发现，对于深入研究玉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除了在纵向时间轴上梳理中国史前玉文化从早到晚的发展脉络，展览还通过横向空间轴上大情境的建构，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文物放置于同一个场域中融合展示，从而共同塑造“中国早期文明间碰撞与聚合”这一核心叙事。展览第二单元“区域·文明”，按照各区域文化的遗址分布情况分别呈现了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的主要遗址分布图。观众在参观过程中，可以依据展品旁精确的说明牌和展柜内丰富的辅助展览信息，把握每个叙事场景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时期。再通过多媒体等展项的视觉辅助，完成时空的还原和概念的重构，通过精心构建展品与展品、展项之间强关联性，使观众得以清晰地穿梭于不同时空场景，深刻理解和感受展品的文化历史脉络。本单元难点在于从灿若星辰的玉器文化中精选出哪些文化来阐释主题，如何展现文明间的“碰撞”与“聚合”，以及如何解构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特性。在深入吸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后，可以得出结论：在距今约5300—4300年的古国时代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显著加速，聚落群之间出现了激烈的竞争与整合。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区域文明崭露头角，建立起了中心聚落和都邑。红山文化宗教权力中心在牛河梁的出现，以及高等级墓葬中唯玉为葬的现象所反映的社会分化，良渚文化高度发展的经济模式、大规模社会动员机制以及反映权力与信仰的玉礼器系统的建立，都表明文明的特征已经初现端倪。进入距今4300—3800年的古国时代晚期，跨区域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和深入，各种文化因素开始向中原地区汇聚，开启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整合。其中，以石峁文化和陶寺文化为代表的区域文明在整合过程中表现最为突出。而以玉器为代表的遗存展现出更加明显的多元文化融合与汇聚特征，这不仅标志着更大范围跨区域文明构建的历史事实，也展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趋势的形成。

三，在宏大叙事篇章中恢复和强化集体 记忆

博物馆不仅是能够唤起强烈记忆的地方，也是探索、重建和恢复记忆的机构。博物馆的叙事不但要诉说过去，还要将逝去文明的碎片和文化的精髓融入到当代文明叙事的宏伟蓝图之中。集体记忆，原本隶属于社会心理学讨论范畴。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的建构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集体记忆具有建构性，提出“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正是基于记忆的动态性和时代性，集体记忆才可以在社会互动和文化传承中被不断地塑造和重塑。

在“玉韫·九州”展览宏大的叙事篇章里，华夏民族对玉的普遍喜爱与尊崇积淀了近万年时间。从距今9000年前的小南山文化开始，新石器时代的中华大地，不同地区发展出既各具特色又相互交融的早期玉文化。随着距今5500年前社会分化的加剧，区域文明社会开始形成，玉器因其坚韧的材料、精巧的形制、先进的工艺以及承载的神秘而丰富的思想观念，与宗教信仰、政治权力和社会秩序紧密相连。到了距今4300年，各区域文明间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新区域文明中心的崛起，使得在远距离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玉器展现出多元文化的融合与汇聚的特征，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的见证和对核心文化认同的象征。

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历史上从未间断的命运共同体，拥有共同的集体记忆和民族精神。在中华文明的文明进程中，“经天地，理人伦之法”的礼是历代社会共同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理论框架和价值标准。而“礼”最初的含义就是指通过献玉祭祀以祈求神人的庇佑，而后引申为所有敬神致福的仪式活动。人们相信，借助这些玉器可以与天地对话，表达对天、地、四方神灵的敬畏，对逝去祖先的怀念以及对平安和避免灾难的祈愿。在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基础上，中华文明逐步积淀、凝练、升华出礼敬天地、宗事先祖、尊崇王权的礼制文化，即所谓“礼之三本”。镌刻着中华文明发生、发展深刻脉络的玉器也以其独特的质地、造型与纹饰，成为先民宇宙观、生命观和社会观等集体记忆的真实载体，深深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通过将玉这一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物质遗存与文化底蕴和家国记忆相联系，展览唤起了根植于国人心中的深厚家国情怀与民族情感。

博物馆是文物藏品再脉络化的主要场域，承担着将物质遗存的“原初脉络”进行再生产，通过精心的策划和再创造，转化为“再脉络化”的展览叙事的使命，以重现历史的真实脉络，进而构建和强化社会群体共同的历史记忆。在再脉络化的语境中，博物馆不仅仅是历史的保管者，更是故事的叙述者和记忆的重建者。博物馆通过“展览扭转了时间与空间的概念，时序时间在展览中被扭转为交流时间，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物在同一个场景里交汇，建立全新的关系。”随着核心叙事的展开，展品在“再脉络化”的过程中焕发着新生，参观者也在时空的漫步中与历史对话，与时代同行，与你我共鸣。

为阅读方便，注释从略，请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本文作者及其工作单位：

王棣/ 陕西历史博物馆

本文刊载于《策展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