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科普展览的四大递进模式：从宣教性到寄身性，如何提升公众应急处理能力？

为提高社会公众对重大公共安全、传染病、重大灾害等应急状态下的处理能力，应提倡构建包括临展、常设展在内的科普展览传播矩阵，通过展项互动，把科学、专业、深奥的内容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给更多人，使公众科普需求的表达与科普服务有效对接。可将应急科普展览的研发大致分为四大递进模式：

以图文、实物为主要形式的宣教性展览；

以布展、模型为主要形式的视觉性展览；

以场景、装置为主要形式的即身性展览；

以剧场、动态雕塑等为主要形式的寄身性展览。

第一阶段

以图文、实物为主要形式的宣教性展览

以文字、图片和实物为展示形式，在紧急公共事件的非常状态下，这种单向的宣教式展览依然是必要的，可以让公众迅速获取有针对性的科学知识。但这类以图文版和实物为主要展示形式的展览并不是科普展览的常见策展手法，而是为了追踪社会热点，对公众关切的问题第一时间做出快速反应的应急之策。展示形式较为单一，对观众的吸引力较低，科学传播的效果不好，不利于观众对科学知识、方法、思想、精神形成更加深入的认知，适用于政策宣传类主题的展示。

第二阶段

以布展、模型为主要形式的视觉式展览

应急科普的第二阶段可以将以往关于主题的展示内容和形式框架作为展览原型，在展览原型的基础上进行变形，借助布展和模型等展示形式研发设计。

广东科学中心结合疫情和公众科普需求，自主研发了“病毒-人类的敌人还是朋友？”科普主题展览，视角上延续了“超级细菌”微观、人类、宏观的分区布局，从微观到宏观，阐释病毒的相关科学概念、病毒的防治方法和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故事。第一部分“病毒的自白”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微观世界的展项叙事，以病毒的口吻展开“病毒”这位亦敌亦友的“他者”的自叙事。第二部分“病毒和人类的演化博弈”包含个体人类视角和宏观世界视角，讲述人类与病毒旷日持久的演化博弈。第三部分“我们的未来”将时空设置在未来，视角也超越了人类视角，衍化为后人类视角，倡导一种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生态观。

在展示形式上，以图文、视频、小型互动展品、实物（标本、模型）、漫画等为主要展示形式，现场展出包括中华菊头蝠、果子狸标本，以及多种病毒、细胞模型、检测试剂等实物展项。展览布设主要以展墙为主，通过明快的展墙色彩吸引观众前来观展，展墙内嵌多媒体视频设备、模型、多材质展板。这种展墙的设置与绿色家园展厅的“绿色危机”板块更新改造展项的思路风格相仿，突破了图文版的“图文”藩篱，打造多介质融合的叙事墙。展墙不再仅是图文载体，而成为展项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打破了展墙作为第二图文版的传统设计模式。除文字、数据、图片外，更将实时视频、标本实物等媒介纳入背景墙中，甚至将一些展项直接植入墙体，展墙也由此被赋予了更强的叙事能力，带给观众更多多元化的信息。

第三阶段

以场景、装置为主要形式的即身性展览

应急科普的第三阶段可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下延伸主题框架，以创意为核心，开发互动式展览加以传播。有别于静态图文为主的展览，这类展览可运用机电互动、体感互动、新媒体交互等展示技术，结合具有视觉冲击性的氛围，营造出沉浸式体验环境，并以提取概念原型进行布展设计，通过采用模块化展架和通透材质图文，组合堆叠，模拟营造氛围，使公众在观展时宛如置身其中，激起情感共鸣。

展览设计上也可采用非接触互动方式，所有按键型互动装置为设计为感应启动，公众无须触碰按键，将手悬空感应按键上方稍做停轺即可启动，人性化设计减少了公众与展项之间非必要的手部接触，降低了公共场所的传染风险，保障了参观公众的健康与安全。

第四阶段

以剧场、动态雕塑为主要形式的寄身性展览

前三个阶段的科普展览分别呈现了历史上与科学传播缺失模型（ deficit model )、语境模型（ contextual model )、民主模型（ democratic model ）相对应的三种科学传播形态：宣教式展览体现了公众接受科学（ public reception of science ）形态，视觉展览体现了公众理解科学（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形态，交互式展览体现了公众参与科学（ public participation of science ）形态，笔者认为按照展览进阶度而言，策展模式不应止步于此，而应向更高阶的思辨性展览演化，即主题上更加倾向于科技哲学的批判式思考，在展示方式上采用即身性和寄身性的交互式展示形式，以实现公众与科学之间动态互构的新型科学传播模式，即以剧场、动态雕塑等为主要形式的寄身性展览，同时在观众体验层面而言，以感知、体验为主要形式的思辨性展览，实现科学思想的探究化和体悟化，以及科学精神的场景化与艺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