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展览作为博物馆的核心业务，将博物馆专业化的研究成果以大众化的方式进行传播，从组织策划到落地实施，每个环节都决定着一个展览最终的品质。北京艺术博物馆在历经五年闭馆大修和改陈后，重新定位博物馆的发展方向，通过双IP发展战略，即万寿寺的“寿文化”与艺博的馆藏文物资源，创新展陈方式，进一步提升了展览的叙事性和传播力。

随着社会各界对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期待值、关注度不断升高，文物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以“京西小故宫”万寿寺为馆址的北京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艺博”）历经五年闭馆大修、改陈，于2022年9月再次对公众开放，开放后的艺博受到社会的瞩目，开馆半年多参观人数达到近20万人，央媒、北京地区的媒体对改陈展览进行了集中报道，自媒体小红书等平台上将艺博评价为私藏的宝藏博物馆。艺博在红墙绿瓦间，错落有致处，用精致的展览给观众带来美好的体验，成为京西最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打卡地之一。本文通过对艺博展览改陈的案例，探讨博物馆如何结合自身定位进行策展以及博物馆展览进行叙事、传播的策略方法及创新。

一、展览改陈策划定位 ——基于对 艺博 发展方向的再认识

基本陈列是博物馆相对固定的展览，其主题、内容、展品及展示体系比较固定，既要体现一个博物馆的馆藏和研究水平，也要将博物馆的性质和任务体现出来。

艺博多年来历经全面大修、拆迁腾退，其建筑内的常设展览已经不符合对外展示的条件，因而进行了全部拆除。常设展览改陈既是艺博新定位、新形象的诠释，也是艺博多年工作成果的亮相展示。本次改陈策展，结合本馆“十四五”规划，在策划之初，就对博物馆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梳理，也明确了改陈的定位和方向。

（一）对艺博与万寿寺双重身份及功能的再认识

艺博以明清古刹万寿寺为馆址，具有建筑文化遗产和博物馆的双重身份及功能。2021年艺博改陈项目申请立项及资金，这一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艺博“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以万寿寺的“寿文化”和以艺博的馆藏文物资源为双向IP的发展战略。展览作为博物馆研究、收藏、保护、阐释的重要传播方式，首先要以博物馆的发展战略为谋划，尤其是常设展览，更要树立将博物馆发展思路贯穿始终，将博物馆的宗旨和理念传播给观众的定位和理念，所以双IP发展战略成为了常设展览改陈的根本遵循。

但是，艺博展览改陈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一直以来博物馆的展陈体系侧重于馆藏文物的展示，但对另一个身份——万寿寺，则存在着对其历史的研究不够深入，展览展示不够充分的问题。多年来艺博策划的“中国古瓷窑”和“中华文明之旅”系列展览项目，在国内博物馆之间曾进行深度的馆际交流合作，形成了品牌效应，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此次改陈在对艺博、万寿寺双重身份再认识基础上，要将原有展览品牌成果吸纳和传承，同时建立更加丰富，明确清晰的双IP展览体系。万寿寺素有“京西小故宫”之称，这种双IP的发展模式也与故宫有很多相近之处。“故宫作为明清两朝的宫殿遗址，也是中国最大的古代艺术博物馆，兼顾这两个身份，故宫的展示体系中，展览陈列要结合古建原有布局和功能划分区域，以宫殿原状陈列辅以宫廷馆藏文物展览。”艺博打造的双IP展览体系，也在展示古代皇家寺院历史文化特色的同时推出打破原状陈列的文物专题展，如书画专题展、家具展等，给观众带来古代艺术美的享受。

（二）纳入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布局的艺博

近年来，北京市聚焦“一轴一城、两园三带、一区一中心”重点工作任务，继续推进区域文化遗产成线、连片保护利用，以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三条文化带和北京长城、大运河两个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统领，创建海淀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全力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持续擦亮北京历史文化“金名片”。万寿寺是大运河长河段上的重要文化遗产，是大运河文化带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北京老城链接的纽带，也是三山五园文物保护示范区内的重要文化遗产。万寿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日益凸显，也使得艺博的发展定位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直接带动了艺博东路的拆迁腾退和历史风貌的恢复，促进了博物馆大繁荣、大发展。在2019年发布的《北京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和2020年发布《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2019年—2035年）》中，要求以大运河为轴线，构建“一河、两道、三区”的大运河文化带发展格局，“万寿寺古都文化展示区”位列其中，万寿寺被纳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新时期北京文化中心建设大局之中。在新的发展定位下，艺博的基本陈列就要将博物馆置于大的发展框架中去发掘价值并进行阐释和展示。万寿寺作为北京大运河上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皇家寺庙，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北京大运河文化带上不可多得的文化空间，要通过常设展览等活化利用手段发挥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关键节点作用。

二、 展览主题内容与形式设计——基于古建筑空间博物馆化的再利用

艺博此次展览改陈推出的基本陈列内容主要包括5个展项，分别是万寿寺中路“缘岸梵刹——万寿寺历史沿革展”“妙法庄严——明清佛像艺术展”“吉物咏寿——馆藏吉寿文物专题展”“万几余暇——清代皇室及其后裔书画艺术展”，东路方丈院“云落佳木——中国传统家具展”，除此之外还有大雄宝殿佛像原状陈列和室外关于修缮主题的“大修实录——万寿寺第五次大修纪实展”。

展览改陈包括万寿寺中路建筑和东路方丈院两大区域，涵盖17座古建筑，展览面积约2250平方米，还有很多公共空间的设置，展示面积达到5662平方米。

“古建筑的更大价值，体现在其所承载的丰富的文化象征和情感认同上，这种象征价值和情感认同价值甚至已经超越建筑物质层面的浅表价值，成为一种传统文化的凝固符号。”在万寿寺的古建筑内做展览，关于主题的确定，就不能不考虑到原有空间的公共使用性和其凝聚的文化价值。所以展览的主题设计既要有展现万寿寺历史场景、历史环境的原状陈列，也要有源于万寿寺历史、馆藏品及文物研究的主题展览。结合院落和古建筑的整体环境来选择展览主题和进行形式设计是本次展览改陈的特色。

（一）展览主题内容的选定

此次展览改陈在内容主题选定上力求推动展品、展项与空间融为一体，避免将展厅内容与院落景致分裂开来，让观众在展厅外与展厅内感受到的和欣赏到的是相连相通的。在万寿寺第一进院天王殿，首先进行展示的是“缘岸梵刹——万寿寺历史沿革展”，意在博物馆的第一个展厅先要介绍艺博最大的一件展品——万寿寺。观众从山门进入万寿寺，欣赏了洪福齐天壁画和百年春秋树后，对万寿寺的环境有了美的欣赏，再让他们到展厅通过文物、史料、老照片等全面了解万寿寺几百年的历史沿革及万寿寺承载的文化记忆。第二进院大雄宝殿是万寿寺佛殿的原状陈列，展现万寿寺明清寺庙的功能。大雄宝殿东西配殿，安心竟殿及祝延万寿殿明清时期曾展示十八罗汉像，康熙二十五年将佛像移出，现展示专题展览“妙法庄严——明清佛像艺术展”，既兼顾了古建原有的历史功能，又配合原状陈列，将馆藏佛造像以汉传、藏传两个体系进行展示。第三进院万寿阁曾是明清时期的藏经楼，也是全院最高建筑，因建筑名称中带“万寿”两个字，与万寿寺的“寿”文化非常契合，策展人策划了“吉物咏寿——馆藏吉寿文物专题展”（图1），遴选馆藏瓷器、文房、丝织品、书画几大类精品中具有丰富寿文化内涵的文物进行展示，可以说这个专题展在选题上是将万寿寺与艺博融合的最佳点。

图1 “吉物咏寿——馆藏吉寿文物专题展”展厅

第四进院大禅堂是馆内空间面积最大的展厅，挑高达到8.86米，非常适合书画展示，大禅堂及两侧配殿推出“万几余暇——清代皇室及其后裔书画艺术展”，一是考虑到万寿寺曾是皇家寺院，清代皇室很多都在这里留下足迹、手迹，御制匾额、碑刻和诗文等，二是馆藏的清代皇室及后裔书画藏量丰富，精品颇多。除中路外，万寿寺东路的方丈院经过几年的拆迁腾退、修缮，此次用以展示“云落佳木——中国传统家具展”（图2）。方丈院是四合院建筑样式，院落清幽古朴，也曾是乾隆皇帝与方丈吟咏诗文、休闲品茗所在，在这样一座别有景致的小院内展示明清家具，给人静谧、美好的观展氛围。

图2 “云落佳木——中国传统家具展”展厅

在传统古建筑空间改造成的博物馆内，如何建立建筑与藏品之间的关联性，成为关键难题。艺博改陈五大展览在这一问题上巧妙处理，以原状展览加专题展览的形式，精心选题，注重选题与展示空间的关系以及室内室外空间的呼应，既兼顾了古建筑空间本身的文化符号，也回应了空间重构后的博物馆空间要满足的新的文化需求。

除了五大展览，改陈项目还包含了多项公共文化空间的打造，包括观众服务中心、宣传片放映厅、文创空间、学者书屋、青年论坛等，这些空间按照功能分布在展区内，辅助展览共同成为博物馆文化释读的重要方式。

（二）展览形式设计中的空间表达

在展览改陈形式设计过程中，策展人充分考虑了古建筑空间与博物馆展陈空间的功能性匹配问题，考虑了古建筑内办展的利弊，按照不影响古建筑风格的展示原则，空间上尽量将古建要素展示出来，比如红色柱子、梁架和彩画等，作为展览的一部分进行展出，所以展陈中搭建的部分，如展墙、展板等，在色调、风格上做到与古建筑保持基本一致。

表1 展览前展尺寸与古建尺寸对比表

在空间建构上，展览搭建的部分在体量上尽量做到与古建筑保持协调。以改陈中的四项展览前展造型为例，其形制和大小在设计时根据所在的古建筑大小体量、形制和展示内容不同而设计，不因其过大或过小在空间内产生违和感（表1）。在设计过程中，天王殿的前展造型是最难的一例，因为建筑是前后门通透开放式，建筑进深和开间都不大，但前展限于殿内正中两柱子的位置，为保证安装基础，只能安在柱间，确定了其长度和宽度。在设计天王殿前展高度时，策展人参考了老照片上天王殿摆放的弥勒佛的高度，然后确定了基本设计原则，即前展适合高度是从其南门由南向北看，通过前展仍能看见后面院落的部分景致，这样避免了前展在空间上显得过于厚重，占用空间比例太大。同时在前展材质选择上也出了四五版方案，最终确定了亚克力材质，确保了其通透性、安全性，也体现了对古建筑公共空间的继承性。博物馆对古建类展厅空间的继承性还在于“借景”。“古建筑的庭院，原是作为檐廊、敞厅的延伸或补充……如果能巧妙地将古建庭院的古典造景与诗意韵味‘借入’博物馆的展览中，可以使展览的表述与古典的意境、自然的景色相融合，为博物馆增加独特的、深厚的底蕴。” 在“云落佳木——中国传统家具展”中，策展人在展厅的一角摆放了紫檀雕海水江崖嵌铜鎏金龙纹四折围屏，一张琴桌，一个紫檀雕云蝠纹方凳，营造了一种文人在竹林弹琴，与友人感物抒怀“将琴代语兮”的境界，而这展厅的一角的背景，正是古建的窗及窗外的院落小景，院落之景虽四时不同，但都映衬着展厅内文物的叙事，是虚实对景的空间再造（图3）。

图3 “云落佳木——中国传统家具展”展厅

展览改陈在形式设计中利用空间架构和“借景”，尽量做到与古建筑相得益彰，既将展览“装”进古建，又让古建“融”入展览。

三、 表达与对话——展览 改陈中多种 叙事方式的建构

“讲好中国故事已经成为文博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政治要求，在博物馆展陈‘由物及事’‘由物及人’的发展潮流下，博物馆展览更加注重叙事性。”此次改陈在释展过程中注重叙事性，构建新视角，让观众观赏文物的同时，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引发思考，并将知识内化成理解，深入地、多角度地去理解展览的内涵及意义。

（一）展览中的多角度叙事

展览改陈中，需搭建多维度叙事框架，运用展品、多媒体及互动展项进行构建并融合，从而“打造具有结构多样、媒介沉浸、节奏丰富的博物馆展示空间”。

图4 “吉物咏寿——馆藏吉寿文物专题展”展厅及互动项目

以“吉物咏寿——馆藏吉寿文物专题展”为例，首先，展览在叙事上首先是围绕主题进行多线式叙事，分为“吉寿列彰”“聚物续永年”“雅意绵延”“锦绣华章”“祈寿随身”“笔下有南山”六个单元，各单元以平行叙事的方式，分别通过瓷器、文房、服饰、穿戴、书画等器物中“寿”的寓意展现寿文化的各个侧面。其次，展览运用多种叙事手段，区别于第二单元至第六单元的静态叙事方式，展览第一单元“吉寿列彰”部分以视频动态展现皇家及百姓的庆寿礼仪。这一部分将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和《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以可视化叙事方式呈现。《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视频表现了康熙皇帝六十大寿时的盛大场面，生动再现“万寿节前一天，康熙帝从京城西郊畅春园回宫的情景，皇帝及诸妃乘步辇在庞大的仪仗队护卫下，经由西直门回皇宫。长街通达，结彩张灯；百戏列陈，千乐共奏；龙棚、经棚逶迤相衔；王公大臣、耄老庶民夹道跪迎。场面隆重宏大，蔚为壮观。让观众感受皇家庆寿的盛大场面和礼仪规格。”在展览第三单元和第四单元间，策展人利用前展背后的狭长展线，打造了古代吉祥寿语的互动空间，提供给观众沉浸式体验（图4）。最后，展览将历史类故事型叙事与艺术类审美型叙事相结合，将“物”置于艺术历史中来介绍。展览的第三单元“雅意绵延”，用场景展示了文人书房内的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品中带有“寿”文化寓意的文物，既将寿文化融入的道德、情操、品格等文化象征意义展现出来，又体现了古代文人的审美和价值取向，艺术与历史并行的展示方法，让观众多角度、多元化地感受文物内涵。

（二）从观众角度进行叙事

展览策划叙事还注重从观众的视角来讲述，回应观众诉求，在展览中见物见人，展现人的故事，使之与今天的历史、人物相关联。“万几余暇——清代皇室及其后裔书画艺术展”虽然是书画类展览，专业性较强，但展现的是观众熟悉的清皇室及其后裔，所以策展在选取文物时就更注重文物体现的故事性，并通过文物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在其中贯穿故事叙事的线索，达到博物馆展览从陈列“物”到服务“人”的转变。展览按照时间叙事线索分为画禅遗风——清早期皇室书画艺术、渐入佳境——清中期皇室书画艺术、落日余晖——清晚期皇室书画艺术、再添秀色——清皇室后裔书画四个部分，在大的时间叙事里，又有人物的叙述线索，比如在清中期皇室书画艺术介绍乾隆皇帝的部分，选取的几件作品就既能体现乾隆的书画造诣，又能展现他的性格和精神世界，拉近了观众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距离，引起观众的共鸣，促进人与展品之间的古今交流，建立起传统文化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图5）。

图5 “万几余暇——清代皇室及其后裔书画艺术展”展厅

同样类别的展品可以有不同的主题表达，而同一主题的展览可以用不同的展品来表现，展览力图让“博物馆中的艺术、文化和科学知识成为与当代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部分”，并通过叙事阐释给观众提供想象的空间和情境。

四、展览策展及传播的几点经验

（一）策展人制度的创新尝试

艺博改陈的一次创新尝试是实行策展人制。展览项目分三级管理，分管展览的副馆长是第一层级，对展览策划、大纲、形式设计、实施进行决策，对项目中的重大事项、项目中需要调整的部分进行把关；项目负责人是业务部主任，作为第二层级，负责协调本馆人员、施工方、监理方等各团队及资源，统筹调配各方资源，确保项目按照进程实施管理；每个展览的策展人是第三层级，他们是来自不同部门，是不同专业研究领域的业务人员。五项展览的策展人包括信息部2人，社教部1人，业务部2人，平均年龄在35—40岁之间，拥有一定的历史学专业背景和工艺美术专业背景。5个人分别对独立的展项负责，撰写大纲，与形式设计共同开展释展，在展陈施工过程中对展览呈现负责并提出相应调整方案。在三级管理中，馆级领导和项目负责人分级进行项目管理，策展人则专注于形式设计，整个团队分工有序，共同呈现给观众喜闻乐见的展览。但艺博的策展人制还只是在改陈项目中进行了初试，如果要形成能够长期贯彻的制度，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跨部门工作如何协调，部门之间存在工作交叉，独立于部门外的策展团队如何组建，其组织架构如何搭建等问题。艺博要建立成熟的策展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展览将科研、考古成果集中展示

图6 《康熙五十七年恒亲王祭孝惠章皇后䟽》展示

展览改陈将近些年考古发掘的成果及研究成果进行了集中展示。2021年11月，艺博修缮中路大殿时，在释迦牟尼佛像背后发现了《康熙五十七年恒亲王祭孝惠章皇后䟽》。康熙五十七年，恒亲王及僧众在万寿寺为康熙皇帝嫡母孝惠章皇后举办了拜忏活动，该祭䟽对此事进行了记载。此件珍贵文物在“万寿寺历史沿革展”中首次展出，为观众展现了清早期万寿寺宗教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图6）。2020年8月，在万寿寺中路进行消防改造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了明代中道阶石，经考证为万寿阁前的中道阶石。该石质文物因埋于地下，保存状态完好如初，文物边框布满枝叶纹，中部十朵莲花造型优美，每一朵莲花中部雕刻一件宝物，为祈祷吉祥幸福之意，该文物通过此次展陈项目展示于万寿阁前。此外还有出土于万寿寺东路方丈院外的清代汉白玉石质匾额，万佛楼修缮时发现的小泥塑长寿佛像等，都在改陈展览中进行了展示。研究方面，在此次展览中纠正了很多原来展示上的史实错误，如原来一直认定万寿寺最具代表性的建筑——西洋门的建造时代为乾隆二十六年，依据档案馆史料佐证，此次展览将时间改为乾隆十六年。原来对明永乐大钟所在的钟楼位置一直无法确认，此次结合考古挖掘及史料整理，基本确认了大钟楼位于万寿寺东路南侧的药王殿前。可以说，展览改陈不仅解决了很多观众对万寿寺历史的疑惑，也补充了万寿寺历史的细节，是博物馆多年科研工作厚积薄发的结果。

（三）跨界·组合：展览传播中的创新尝试

展览是博物馆大众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很多学者都曾对此定义和论述。陆建松教授曾说：“博物馆展览是一项基于传播学和教育学的，集学术文化、思想知识和审美于一体的，面向大众的知识、信息、文化和艺术的传播载体。”黄光男更是将博物馆称之为一种媒体：“博物馆本质上，也可称为某种形式的媒体，借之功能的发挥，把过去人类所储存的经验与知识，利用文物，美术品、建筑、文字等物质与记号，传达给大众。”传播载体也好，一种媒体也好，都将展览的传播属性定义的非常明确。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博物馆的传播逐步形成了展览、社会教育、文创、文化活动攥指成拳的宣传模式（图7）。这种模式下，宣传工作前置，在展览大纲编制阶段就要将重要宣传点、文物及文物背后的故事、未来要开展的社会教育活动与大纲统筹考虑，多角度、多视野地将想要表达的文化内涵以不同的方式输出，甚至在同一展览主题之下，形成碰撞与交叉，创新与融合。这种方式不仅有益于展现主题，使展览内容更加丰富及多元化，而且会呈现出多倍的展览宣传效果。

图7 配合展览推出的文创产品

在此模式下，跨界融合非常必要。展览、活动、文创的跨界合作即“博物馆+”的模式，与展览主题相关的合作方都可以加入到这几项工作的策划和实施中。这时“博物馆就不再是博物馆人独自的发声场所，越来越多的‘他者’加入进来。”按照这种跨界方式，展览若能将媒体纳入到策展团队中，就能利用媒体对大众的灵敏性结合策展人的专业知识进行策展。此次改陈前期，策展人在大纲完成后，将大纲交于文创工作人员及社教部，文创设计人员基于重点宣传文物、易于开发的文物元素以及观众喜爱因素进行文创品的创作，社教人员配合展览进行相关教育活动的策划，所以在展览开幕宣传时，除了五大展览的专项宣传，同期也出了文创宣传专辑和社教活动宣传专辑，达到了博物馆宣传的高潮，并在一定时期形成了影响力话题。创新的文物传播方式，是构建完整中国文物故事传播体系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讲好文物故事的重要突破点，也成为了艺博常设展览改陈项目工作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

五、展览2.0版本设想

艺博展览改陈项目已经完成。在展览的评价体系中，展览获得了较高评价，美团、大众点评、小红书评分达到4.9分，观众留言总体满意度高。五项展览中的“吉物咏寿——馆藏吉寿文物专题展”获得“2022年度北京市博物馆优秀展览评选”优秀奖。欣喜之余，笔者仍会对展览回望，并进行深入的思考，若是能将展览升级到2.0版本，我们该怎么做？

首先，要不断丰富艺博的展陈体系。常设展览改陈囿于经费的限制，未能充分利用博物馆空间进行文物的全面展示。未来博物馆要组织馆内馆外专家，组织搭建完备的展览体系，建立展览项目库，将还未进行展示的大量馆藏瓷器、玉器文物精品，钱币、邮票、碑帖等小门类文物纳入其中，将书画碑帖类文物按照期刊的方式进行系列策展，按照艺博发展需要，分系列、分门类完善展览储备，形成艺博独有的展览特色和风格。

其次，要运用数字化的方式对馆藏文物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解读。2022年博物馆的新定义较之前的定义相比，更强调了博物馆的多样性、可持续性、体验性与共享性。在传统博物馆传播发展模式下，博物馆难以实现多元化、多层次与社会紧密相连，这就要博物馆突破自身界限，创新表达方式，运用数字化手段与观众互联，探索文化体验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新业态。这种文化体验的探索在博物馆展览中也非常实用，能够增强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力和吸引力，推动博物馆行业升级。设想要将“吉物咏寿——馆藏吉寿文物专题展”升级2.0版本，就可以借助数字化的手段，将馆藏“寿”文化精髓的文物，从制作材质、纹样图像、时代信息等方面进行分析剖析，按照将文物背后体现的“寿”的仪式化、象征化、图像化表达阐释出来，同时实现解构重构，实现文物关联标识、内涵挖掘、共享体验等。通过文物数字化及文化计算的方式，不仅研究的深度不断增强，而且在展览中也将有更多互动体验的方式和内容呈现的形式，展览必然更精彩，更具活力。

最后，艺博基于艺术类博物馆功能的定位， 要更多的将古代艺术品的多元化、丰富性展现出来，让艺博成为艺术观赏的公共空间，艺术品陈列的殿堂，让观众在这里欣赏艺术品，体味艺术魅力，提升艺术品味与素养。在展示古代传统艺术品的同时，将现当代艺术品和艺术文化融入其中，将古代艺术文化的元素与内涵分享给现代艺术家，也邀请现代艺术家加入到古代艺术品的再创造、再展示的过程中。

展览作为博物馆的核心业务，将博物馆专业化的研究成果以大众化的方式进行传播，从组织策划到落地实施，每个环节都决定着一个展览最终的品质。艺博秉承打造品质展览的理念，经过五年积极筹备，在再次开放时，将常设展览呈现在观众面前。在博物馆之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艺博将持续地为观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把博物馆的建设发展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去，让艺博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北京推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持续发挥关键节点作用。

为阅读方便，注释从略，请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本文作者及其工作单位：

张巍 / 北京艺术博物馆

本文刊载于《策展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