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的不同使它们成为不同的学科，对考古遗址的展示想要取得突破，就要区别叙述型的历史表述，找到属于考古学自身语境的展示逻辑，即考古遗址的展示应契合考古发现的逻辑，其展览语境既不能照搬传统历史文化展的模式，也不能完全滞留于考古学的阐述，而是要通过对遗址本身考古过程的演绎，丰富和强化展览自身语境特点与观众体验。

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中，历史学和考古学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对博物馆的影响深远。中国本就是拥有三千年有史记载的“史的国度”，而自19世纪考古学传入以来，经过几代考古学者的努力更取得显著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延伸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轴线，还增强了历史的可信度和丰富性，为博物馆提供了大量实物和实地证据，推动了博物馆事业的繁荣。伴随着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深入挖掘与社会进程的密切结合，对文化遗产与古迹的深入解读和创造性转化，不仅在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文化认同方面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同时也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此背景下，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数量逐年增加，目前已接近百座。

遗址博物馆的设立，采用馆、址一体的运营方式，一方面实现了对重要遗址的低成本、高效率保护；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遗址的自然生态，结合遗址原状展示与博物馆文物展示，也传达了更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然而，在很多遗址博物馆展览策划中，展览叙事和展示语境未能区分与非遗址型历史类博物馆的展示语境差异，导致特色不鲜明。通过调研，可以发现遗址博物馆或考古遗址的展示，在策展方面存在两个主要误区：一是将遗址展示作为历史陈列展的一部分，遗址可能仅是一件更大的展品；二是遗址的展示表现为出土文物展，考古成果的展示成为文物的堆砌，凸显了博物馆展览的模式化。探究其成因，主要包括博物馆工作与考古挖掘工作关联较少、策展人员对考古学科及工作了解不足，以及迎合受社会收藏风气影响观众产生“探宝”的参观心理而忽视了考古过程对遗址和历史阐释的价值，不能更好理解展示内容。

一、 从考古与历史的关系探讨考古遗址

展示的策展思路

考古学和历史学是既密切联系又非常不同的两个学科。“历史”一词至今一直保留着它古老的含义，即：值得讲述的。历史不是直接观察事实，而是对史料进行间接地推理。呈现历史是一种叙事方式，像是在时间里行走，通过情节设定人物与场景，描绘、解释和评论展现主题。而“考古”，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将其定义为：通过系统地收集和梳理某区域文化的资料，并以此进行见证性事实的阐释（搜集、排列、分析及解释），该学科也致力于通过对这些物质证据的解读来探寻普遍性的法则（发展规律）。考古学与历史学不同的是，文字记载足以从大量的案例中揭示出某种演化是如何发展的，但是考古学的记录是不平衡的，不具有连续性，它仅能揭示演变中的片段，或者作为历史的补充来构建历史具体的细节。我们可以通过概述考古学的工作流程与其基本规律，理解这一学科：即所谓考古遗存是人们活动留下的各种形式的痕迹。遗址通常是考古学的一个基本概念，而与之紧密相连的其他两个术语是遗物和遗迹。这三者构成了考古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研究对象。考古遗存的发掘，是通过在田野考古中遵循空间的“探方法”或“探沟法”，时间的“地层学”方法以及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等不同的工作，区分遗址和遗迹并包括遗物（遗物即遗址中的物件）。考古工作者将残存文物依据功能分类，运用材料科学和统计学等科研手段，依托文献记载，根据这些材料证据构建出其背后的行为，以获得这些行为所表达的意图并分析其演变过程、重建场景，进而探讨历史本身及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

由此可知，进行考古研究首先需采用考古技术挖掘古代遗址和文物，基于这些发现开展科学分析。研究中特别注重材料获取的过程，这对考古学而言同历史学就有着不同的要求，考古学深入运用材料的前提是充分获取材料。获取材料时，科学性至关重要，包括时间与空间两个层面，即确认考古资料的时空。这与历史学或者文化研究中的记述区别明显。通过未遭破坏的沉积层判断相对年代，而空间方面则强调文物的具体发现位置，因为一旦文物离开原始位置，其意义将大打折扣。确认文物用途时，其所在位置具有重要价值，例如，一个环状物体，在手腕处出土可能为手镯，在脚踝处可能指示脚链，出土在不同的地方功能就不一样，所以考古证物在空间关系的表述上尤为重要，这也是其与通过文献得知历史真实的不同之处。因此，展览时物品原始出土位置的信息对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示就极为关键。

此外，考古遗存的分析“不是我们所说的关于大量的陶器纹饰的琐碎细节、风格或者是尸骨的头像的讨论，也不是区分石刀、水杯、图像之间非常精细的差异。这些虽是考古学家的初步工作，但如果仅仅如此，将不会有什么考古遗存，而只是体现了近乎古董收藏的收获。考古遗存的实质应该是人们居住的房屋、日常活动的迹象、人们举行的庄严典礼、工匠使用地蕴含着古代科学实践成果的工具、直接表现他们思想和理念的雕刻以及绘画等内容。”在考古遗址展示中只有综合以上研究，才能阐释其中的文化意义。否则，同样如戈登·查尔德指出的，“如果考古的排列和分类只是建立在那些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时髦物品之上，那么他们所关注的目标就会与那个时代和社会所留给后世的永久性贡献相脱离。”

根据上面的阐述，虽然考古工作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研究历史，但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的不同使它们成为不同的学科，对考古遗址的展示想要取得突破，就要区别叙述型的历史表述，找到属于考古学自身语境的展示逻辑。

二、考古遗址展示的策展应注重哪些方面

随着国家对考古事业和遗址利用的重视，有些遗址及相关的博物馆升级为考古博物馆或考古遗址博物馆，而这些博物馆的展览，在策展中应该体现两个方面：一是从学科体系上展示出考古学是研究什么的，什么是考古遗存，遗存有什么用处，考古学所运用的方法是什么。二是在价值上体现考古学在历史探研上起到的关键作用，即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的表述：“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考古工作肩负着研究中华文明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的重要使命。”唯有深化大众对考古事业文化意义及其核心价值的理解，才能更好承担这一责任。

目前国内有一些考古成果，考古人员觉得公布材料是自己最主要的任务。这种思想一直影响着考古遗址的展示，不少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基本陈列或某些考古专题展模式就是出土文物的罗列＋遗址景观的展示＋历史背景组合的简单逻辑，无法体现“遗址－考古－构建场景－阐释历史”的过程。这就使得基于最初的考古挖掘现场或原始历史遗迹及文物的所在之处而设立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在展览呈现上对考古工作和遗址本身缺少足够表达，使原本鲜活的内容显得尤为刻板。作为一个考古遗址的展示至少应该在体现考古过程、考古学的科学化以及如何阐述成果意义这三个维度去进行。通过展示诸如田野考古等各项考古的技术，资料采集、区分，以及如何解读这些遗存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联来述说发生了什么、体现了什么，即考古遗址的展示应契合考古发现的逻辑。通过展示发掘过程和考古证据材料的归纳、统计、比较，体现推理和判断，最终构建历史场景，反映出一个考古成果是怎样从考古进入历史构建的过程。

三、如何让展览从考古遗址走入历史叙事

一个好的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览，它的策划逻辑一定要把从考古进入历史的过程演绎出来，展览要在结合考古过程和原理的基础上，并需要在一定的考古学语境下构建历史叙事或阐释文化，这在展览的策划中就要与参与发掘的考古团队或专家紧密合作。

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辑的《走进考古步入宋金》一书，书中详尽记述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2009年主办的一次公众考古活动的经过。从活动的策划看，可以说是一次通过考古手段深度探究历史的生动实践。活动以在汾阳发掘及考古宋金时期墓地的经历为背景，在开篇的“发现篇”中，深入叙述考古探察和钻探工作如何逐层揭露出古代墓地的秘密，以及通过合理规划如何清理墓道与墓室，呈现出墓地挖掘的每一步，解释了考古过程所遵循的原则和技术手段。其后，介绍了对墓中的彩绘、浮雕和葬主遗体等进行的仔细摹刻、科学测绘以及记录和保护工作，并展示了这批摹刻作品。下篇“解读篇”则是通过对这座精美绚丽的汾阳宋金墓和壁画的解读再现墓主生前丰富的生活场景。主持人以12件造型各异的出土随葬品为线索，围绕宋金时期的社会生活及宋金时期的历史背景，对墓主人身份进行解密。最终，考古专家通过墓主人“王立”怎样为自己选择墓地，推导出墓主人的身份是早期晋商。活动的最后，专家依据各种历史资料与文物对比，进行讲解：从衣（帽子、簪花等），食（酒、茶、包子、厨娘等），住（妇人启门砖雕反映出的宋金建筑样式等）以及家具、日用品等（床、椅、瓷枕等）再现了800年前的生活。

从上述案例看来，考古遗址的展览策划既不能照搬传统历史文化展的模式，也不能完全滞留于考古学上的阐述，而是要通过对遗址考古过程的演绎，丰富和强化展览自身的特点和观众体验，最终还要通过构建历史文化的场景重回到展览叙事中。与此同时，叙事脉络上也需要考虑更多的构思和创意，才能“展”的出好故事，让观众感受到历史与展览的双重魅力。

2021年10月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他是谁？探秘兰若寺大墓”展（以下简称“探秘兰若寺大墓”展），是针对考古遗址策展的一次更为精彩的演绎。展览将这座古墓的考古发现置于焦点，同时借助和南宋相同时期的其他墓葬相比较进行策展。为了更好地引导观众，展览还特别配置了类似考古手册的记录表，以便观众能够记录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并且通过这样的参与方式，观众以亲历者的视角被代入一场考古故事，“入戏”展览。展览分为缘起、初识、现场、遗物、推理、猜想六个单元，从兰若寺大墓的历史背景介绍开始，逐步深入到考古现场的还原，再到实物展品的展示，最后通过推理单元的高潮部分——依据墓中出土的瓷器等遗物，推断墓葬的年代及墓主身份。展览的“猜想”单元则通过版面文字展示了考古学家对兰若寺大墓的推测：墓主人生活区域应是绍兴、墓主人身份可能为宋理宗生父赵希瓐，并以此引发了公众探讨的话题。展览还模拟考古工作站，以模型和图片还原考古现场，使观众能够以历史爱好者的身份参与到考古过程中，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展品的历史价值与意义。尽管在展览的视角选取、叙事逻辑和展示效果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未能完全达到策展人和观众的预期，但“探秘兰若寺大墓”展无疑是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尝试。展览以设定观众角色和特定的展览语境，成功促进了观众与遗址、展品之间的情境互动，使观众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考古工作的本质，避免了传统展览中常见的走马观花式参观。这一策展思路为未来的考古遗址展览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反思“探秘兰若寺大墓”展精心设计的语境营造，看似让观众“入戏”又“出戏”以提升他们的参与感，为其提供了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实则是为了引导观众在参观过程中实现从感官体验到认知提升的渐进式文化实践。展览通过互动式和系统化的知识呈现，推动观众在参与过程中逐步掌握考古学基本原理与研究方法。这种由浅入深的认知过程，不仅丰富了公众的历史文化知识储备，更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观众的历史思维与科学素养。展览成功的关键在于其能否在观众认知层面产生实质性影响。通过将专业考古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展示内容，展览实现了学术成果的公共化传播，这不仅是对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积极践行，更是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目的。

当前，考古工作被赋予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战略地位。随着国家对“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的迫切期待，2022年4月全国首家考古类专题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正式开馆，构建了以考古发现为核心的多维度展示体系，充分彰显了“历史与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所在，而考古学正是认识这一根本的重要工具”的深刻内涵，为考古类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期望以此为开端，更多考古遗址博物馆能够在展览策划上取得创新和突破，探索出一条能将考古学的学术知识、成果与历史阐释价值相结合，有效传递给大众的路径，这将是一场更为丰富的文化实践。

素材来源：策展研究